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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979年落实政策从乡下回到苏州,一说你们情愿到佛教工作,不肯回基督教工作,并且还信了佛,在灵岩山上拜菩萨。另一说基督教恢复以后,你们流落街头,在玄妙观摆地摊谋生。姚说,他见了于心不忍,毕竟也是传过道的人,于是就让你们回到教会工作。他在主日讲道时也这么说过;却不料你们恩将仇报,不尊重姚。有这回事么? 答:1979年9月,我们返回苏州,按照落实下放户政策与知识分子政策,我们携带丁光训院长以南京大学副校长的身份为我们开具了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学历证明去政府要求安排工作。当时接待人员的答复是:如果你们是1978年来访,我们人事部门可以考虑安排。但现在不行了,因为上面有文件下来,统战系统所属各方面的工作都要陆续恢复,因此,这方面的人员,一个也不能放。请你们耐心等等,基督教工作也就要恢复的。 随后,恢复基督教的筹备工作,一直把我们排除在外。 1980年1月,负责宗教工作的干部找我们谈话,称基督教还没有恢复,佛教倒要先恢复了。你们闲着没事,请你们协助,暂时帮帮忙。 我们声明:我们信基督教,不能做佛教的事。 他们说:"请你们帮助我们政府,不是帮佛教。我们什么教都不信,工作不照干?现在是要从园林部门手里接收过来;作为文物,作为旅游,你们也应该帮帮忙。" 于是我去灵岩山当采买(建材等),彭到西园帮忙文书。夜宿灵岩山的,同房间的有无神论者,有基督教的我和佛教的当家和尚。我们躺在床上闲聊浩劫中的经历,老和尚也谈他出家前的生涯;他家对门是教堂,苏州汤模牧师常去讲道,他也参加过儿童主日学等等。 当时,灵岩山上一个菩萨也没有,和尚还没有找回来几个;倒说我传道人去拜菩萨了?! 1980.4.6.复活节,基督教开始恢复礼拜,尽管姚排斥我们,我们也以信徒的身份参加。 我们立即向宗教部门提出;既然基督教恢复,我们按照落实政策的精神,理当立即回基督教工作。我们从当月开始,拒收佛教每月发给每人的20元补助费。(基督教每月只给我30元,彭35元!)这笔40元补助费原是市政府行管处从大约1978年开始每月寄到乡下去给我们的。 我们曾多次明白表示:不要说没有补助费,即使基督教负责人要取消我们的生活费或禁止我们在教堂中工作;但他们无权不让我们进礼拜堂。我们即使到玄妙观摆地摊,礼拜天照样到堂里来做义工,看谁能阻挡得了?!(这话一直到1989、1990、1991年,我都讲过。包说,不要这么讲,不好听。我说,这是表示我的决心。) 大约到1981年,我们才从比较可靠的消息来源处得悉:姚在政府面前表示,坚决不让黄彭回教会工作;如果让他们回来,他姚某人就不干了。政府十分为难,于是想出让我们到佛教去做了几个月杂务的缓冲办法云云。 丁洪高同志为我们不去佛教帮忙而找我谈话,批评我是自由主义。我说人家上海教会人士批评你们宗教部门搞"拉郎配",你们这么安排不符合宗教政策精神。而且,我有权利珍惜自己劫后余生的有限光阴。我是年近五旬的基督教学者,怎么可以去做跑街先生来混日子!谈话是不欢而散的。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使女,在上帝家中工作,服事弟兄姊妹,并不是到姚家店、包家店谋个饭碗,在这问题上根本谈不上报恩不报恩的事。 姚本人至少可以举出十件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我曾经为了尊重他,维护他的面子所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 然而,尊重不是做交易,更做不得私人交易。他在履行圣事时,他的合法身份被人羞辱时,他在发善心时,他以高龄白发而干正经事时,……我尊重他,为他呼吁辩解。但他说谎骗人,玩弄诡诈以及其他不正派的表现发作时,我不尊重他,还藐视他、抵挡他,认他为"老狐狸"。 尊重,有人道主义的尊重,有道德气节的尊重,有敬虔的尊重,……。在世俗不洁之中,那是谈不上什么尊重的,不论他是牧师还是教皇,不论他是教官还是教霸。我也有些江湖朋友,扫街朋友,……要比他们令人尊敬得多。 1990.8.10.星期五晚上,在一次会议的聚餐会上,事先未公开讨论,突然宣布附加一个为姚老牧师八十大寿举行祝贺的可怜节目。我当场公然拒绝干杯,拒绝生日蛋糕,拒绝说违心的客气话。说我不尊重他是太轻了,我既看出他的假与恶,我就藐视他、鄙视他、弃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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