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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事到如今,你们有没有找宗教局领导谈谈?他们嘴上讲是交朋友,但毕竟是领导宗教界的嘛!你们即使不能指望他们解决问题, 也要考虑影响嘛!不然,他们又要挑拨离间,说你们对政府有距离、有抵触、对抗政府──什么鬼话都能说得出! 答:自退休后,我们没有找宗教局领导谈过任何话,但在3.10.退休时,我们寄一封专函给市局正局长。至今未有复信。我们也没要求他答复什么问题。 3.10.以后,我们在有些场合也见到某几位宗教局干部,也握过手,但也没有谈起有关的任何一句话。 你们估计得很对,挑拨离间打小报告,是他们的一贯手法。曾有一位本地老干部对我们说,你们二位的缺点,就是靠拢政府不够,很少和我们接触;但你们的优点也正在这里,从来没到局里说过别人的坏话。而那些教牧人员一来,不是你捣他,就是他戳你,搞得我们听的人也不好意思,鸡毛蒜皮,烦不清爽。也曾有一位外地老干部对我们的一位传过道的老同学打招呼说:"×牧师是条狗!无耻之极!简直不算人!你今后有事直接找我,别理他!"由此可见党员干部中的正直人士并不少见。如果不是他们主持公道,我们不知要给这些老教牧打倒过多少次了。反正他们有个如意算盘: ① 请示政府; ② 集体出面; ③ 群众意见。 他们自己什么都不沾边!即使今后平反,那是政府的事,又用不着他们犯本钱!真是特级彼拉多! 我们过去每次应召与政府首长谈话,不谈则已,一谈则基本上肝胆相照,没有太多的保留;因此,双方都能促进理解,而且几乎都是比较融洽的。回想这十一年中,几乎在每次教内风暴向我们袭击的前夕,倒总是他们及时找我们核实、了解、通消息、讲政策、提劝告…… 政府是领导机关,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但我们却不是国家编制的政府工作人员。所以,他们也常说,以我们为朋友;朋友总是要以诚相待来证实,而又以诤友为贵。这道理我们是相信的。 据说,苏州宗教界,情况最难搞的是基督教的教牧人员。难在那里呢?也难说难讲。 政府干部什么教也不信,他们只求按政策办事、协调关系、把教堂办得象教堂。宗教政策大家都知道,无需我重复。但在具体的行政加上统战的特殊工作,我们也能理解他们工作的难度。 我们深深知道,当前苏州教会所发生的情况,有关部门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他们既然不正式出面讲话,肯定有他们的难处与想法。我们如果追着他们,沙、姚、包、张,也追着他们,叫他们如何从容考虑呢? 虽然我们没有什么地位,也不信服马列主义唯物无神的观点,但我们自问在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面, 我们也算得上老朋友了。在宗教信仰之外,我们是很认真地对待"相信党、相信群众"这句名言的!只要他们不以中共党员或国家干部的标准,而是以国法、政策的标准衡量我们,我们则是问心无愧的,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关卡。所以,我们考虑再三,不去找首长讲话或喊冤,不是我们高傲,乃是充分表现我们对首长及共产党干部的理解、尊重与信任。我们很知道他们的政法水平和素质修养。 "是凡对人民做过好事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个共产党原则,举世皆知;连反对共产党的人也很佩服。之所以佩服,因为它是兑现的。迟些、早些、多些、少些,还有其它因素的干扰,这是谁都可以理解的。 先父黄恩馀也是传道人,后改行为医生,所以我们的家风是不参加任何党派。在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在周庄,他以医生的身份,在拉锯战地区,被召唤去为汪伪军、中央军、新四军的伤病员都看过病;各方都心照不宣。特别在1946年底春节前,他(和我)送一批西药去盐阜地区,在当时有"通共"的杀头危险;但从国际公法与红十字会章程来看,大概也是无罪的吧。这我不懂(15岁);但人道主义,人皆有之。1949年以后,据说政府领导在先父的档案上还记了这一好事为功。至于文革期间迫害致死,那也是浩劫大局,无可奈何;而1978年又公开给予平反了,到底够朋友! 政府如果会让教霸及其教外支持者这类货色牵着鼻子走,共产党的天下还会坐到今天吗?弟兄,我们不仅从信仰上放心,也可以从政策上放心。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大陆上的合法公民,我们多少还知道一点公民的权利是什么。我们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出发,也不认为在必要时上访上告是犯宗教罪的行为;希望他们不要因我们的忍让而误以为我们是法盲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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