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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说你在宫巷堂正式建堂之前就与沙冲突过一次,是吗?是不是因此你们就不能合作共事了? 答:只要认真干工作,就和运动场上一样,合理冲撞是难免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只要不坏良心,听从裁判,正正经经地发挥自己的技艺与风格;不但群众欢迎,冲撞的双方也都能从中获得教益。 在复堂十一年的教会工作中(回忆这十一年,对我这个患过脑震荡的人来说,也不轻松了!)和诸位同事朋友相处之中,冲突与冲撞,都不在少数。有被判犯规的,有被判合理冲撞的;还有些众说纷纭却自认为还比较合理的。 讲到冲突或冲撞,一般说来总是双方的;老是让别人撞而从不撞人的,那是墙拐角,不是活人。 其实,我们教会同事同工中的相互冲撞,是非常频繁活跃的。姚、包、张、蒋、黄、彭、杨等等, 一对一,二对二,一半对一半,都有,不希奇!照样共事十一年,还说得过去。 唯独最希奇的是:沙在来教会作为义工的五六年间,对以上七人都有过大量的而且是大剂量的冲撞;(合理与否,且放在一边。)偏偏以上七人对沙的冲撞却是极少的,极轻微的。这不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么?要末他是极少有的基督教圣人典范,要末他是某种教皇人物所特派的钦差大臣式的专员,要末他是法利赛人嫡传、极善伪装的披着羊皮的残暴的狼,被他咬一口就不得了!是不是还有第四种、第五种可能?我现在还不知道! 自1989年12月底我把宫巷堂的公章交给包而不交给沙以后,从1990年1月份开始,我与沙的冲撞或应战,都是最多的了!真让姚、包、张等位看得目不暇接了!当然,最后由于高级裁判缺席,我们如前所述,跳下台来退出了。没裁判还有什么意思?! 我们与沙之不能共事,因为我先看出,沙来者不善;后来看出了狼尾巴,(也可能我老眼昏花)……渐渐地敬他而远之了。这与建堂前的冲突毫无关系!过去他与大家冲突都少,而他撞击别人象是戴了拳击手套,比较柔软,还可以说得过去,有点欣赏价值。不象这几个月,动辄弹眼落睛,呲牙裂嘴,连场合都不顾了。或许他不知把他的那羊皮忘记挂在哪里了! 据我回忆,建堂前,我与沙之间的冲撞,大概是两次,不是一次。 第一次,是在他被按立长老之后不久,(大约是1985年)他希望我去他家介绍点教会情况给他听听。他说,既当长老,不能毫无所知挂空名。(前不久,他自己也讲出来,他早就向姚等分头了解过了!)我应邀登门造访;就我所知,他问我答,谈话当然是既讲事情也必定带点观点与感情的。我讲我的,他听他的,如此也就罢了。 忽然他摆出一付"属灵人"的架子说:"不要讲了,你不要想争取我来支持你;我不会卷入你们的是非。人都有自己的头脑子;日子长了,自会判断清楚的!" 我当即严肃地答复道:复堂几年,我是第一次到你府上;并不是有事求你,而是应邀答你询问。我们做主的工作,愿干者同工,不愿干听便。你们做义工,是要辩明是非,更好地为主工作。我们个人有什么需要你们支持的?!我做得对,谁支持,是他向主尽本份;我做错了,谁支持,他若是故意的,则是他犯罪。这是我们一贯的观念、信念。(正因为此,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告诉他,我们探望信徒的原则与姚、包是不同的。 ① 上层老信徒,非特殊原因,不探望。 ② 常来堂礼拜的,非特殊原因,不探望。 ③ 老牧师经常探望的固定对象,非特殊原因,我们也不探望;避免同工中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④ 家庭中有非教徒成员而又反对信教者,不探望,等等。 我们探望那些家中没有问题的、欢迎的、边远的、新信的、有特殊情况的。我们在苏州几十年,上层老信徒相识的,并不为少;你去打听打听,我们有没有要求过任何一个人支持我们,帮我们讲话? 他立即轻轻拍拍我的膝盖,柔声说:"弟兄,不要动血气,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何等"属灵"的姿态?!自此以后直到宫巷建堂前,我大概没有再去过他家;当然,堂中相遇,仍一般招呼寒喧。 你所听说的,那是第二次冲突。 罗嗦一下吧,或许也可作为《宫巷堂志》的拾遗补缺。 大约是1987年10月,宫巷堂建筑修复开放。当时,并未建立"堂务委员会",而是决定试行三个月"堂务管理委员会",似乎有点取法"寺庙管理委员会"的模式。在某宗教干部指导下,指定宫巷堂沙为堂管会主任,张为使徒堂主任;姚、包分别为两堂顾问。堂管会成员为长老执事义工,不要教牧人员参加。我们传道人流动于两堂之间做"讲道员(?)"。 市两会办公室在宫巷楼上,室中有姚、包、张、蒋四席,无沙之座位。他们本拟将传道人集中养育巷办公而姚、包、张、蒋在两面双份办公。 我提出,既然我们要有宫巷工作的责任,也就要有在宫巷接待信徒的地方。于是就在楼下现义工值班室当作接待室,贴了一张纸牌曰:"自传接待室"。 后来,姚在同工会上提出,宫巷楼上另有一办公室,有四张桌子,请黄彭与二位实习生使用;取消楼下接待室。我提出: ① 除俞病守使徒堂外,传道人还有汪企敏,置于何处? ② 实习生二人已明确由你们带领培养,却放在我们办公室中,能起什么作用? ③ 我们的意见,请汪企敏同工与我们共用一室,两位小青年在电话间再摆二张桌子。 姚既不承认是行政命令,也不接受折衷方案,于是我们拒绝上楼。(那时,沙尚无资格参加同工会!) 随后,沙软绵绵地出场了,专程到养育巷找我要自传接待室的钥匙,说:"我们堂管会要用这一间做办公室,你看可以不可以?" "一排办公室好几间,末了一间又朝东南又宽敞,你们用不是很好吗?" "我们就选中你这一间,请你让出来可不可以呢?堂管会这点权还有吧!" "我们专职传道人在堂内选用一间接待室的权利,也是有的吧!既然堂管会不准传道人参加,有话你就找两会去说吧!" "我们向你要,你去向两会提出另行安排一室给你,行不行呢?" "当然行!" "那么请你今天就把东西搬出,把钥匙给我!" 我说:"即使落实房屋政策,也没这么急促吧!" 他说:"能有多少东西呢?即使搬不出,不能让别人先搁张铺,摆张桌子吗?" 我说:"一家还没搬出,另一家强行搬进,有这种规矩吗?" 他说:"这是办公室不是住房!请你先给一把钥匙给我好吗?" 我说:"好的,我可以把钥匙全给你,我现在就到宫巷搬出!" 当我让出接待室,撕下纸片时,他很文雅地笑了。我在纸片后面写上日期,朝他笑笑:"很好!这个日子很容易记,(偷袭珍珠港的)12月8日!" 于是他的"属灵"劲又来了,拍拍我的肩头说:"弟兄啊,叫你到楼上办公室就上去嘛!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他们1980年代神学生没资格和你们五十年代的神学生坐一个办公室;那么,你们五十年代的和我们三十年代的又如何呢?不要看她陈宝英同志年轻,她讲话是代表一级政府的。她的意见是要你们上去,你们应当尊重、服从!"画龙点睛于此! 我说:"这牵不上服从政府的问题!三自教会同工安排办公室座位的小事,我们自己难道不能好好协商吗?也要政府干部来指定吗?顺服掌权的能这么解释吗?!" 那时,我就已经得到了信息,在原聚会处宗派中,沙就是一个在"这"方面很"出色"的人物。 这个12.8.的软拳头,我是照单全收,平时照样招呼寒喧;只是在他摆老资格拍我肩头指手划脚时,我就推开他的手说:"我是传道人!既不是你们堂管会的人,也不是两会办公会议的人,有事你去找他们四位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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