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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们和这些教牧人员是否有什么个人恩怨?还是他们有什么把柄在你们手里,要先下手为强,来个变相的中国式的软性杀人灭口?如果你们真有把柄在他们手里,也不会拖十一年下来,等你们自己退休了! 答: ① 恩怨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这人说是,那人说不是,又没有材料组去搞外调。我们只好说说一般情况,既说"个人"恩怨,那么工作争论与政治运动的恩怨就除开;因为前者极正常,后者极反常。而且政府再三承担责任,叫把账算在极左路线头上。沙、张,在那些年代中,我们不认识他们。姚、包与我们在运动中既然斗起来,那总是斗来斗去的。1956年那时是一致帮助聚会处。1958年是一场混战,输的是我们,赢的是他们。1966年文革,大家都输,不过我们输得惨些。1980年明确宣布不搞政治运动了。就是这些。 个人之间,1955年之前,我们不认识他们;1955年之后,也未相互请求、拜托过什么事,或为此送礼或不送礼,无恩怨。一向是各在各的堂,各做各的工,松松散散。有些事是属于"敬老"之类,也谈不上恩怨。 至于说写思想汇报与打小报告,在反右运动后,大概是人人都必须履行的公民"极左义务"吧,无一人能例外。我们自问,从没有捏造或夸大什么,去陷害过别人。他们写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也无恩怨可讲!再说下放返苏之后,明知他们打小报告,我们是不再打小报告的了!一错还能再错?! 1980年教会恢复后,我们虽然是乡下回来的无房户,却数次公开声明:优先落实姚、包,我们情愿排在后面。只是一次包说:"落实政策只到(他)秘书长一级为止!"我才斥责了他,叫他拿文件证明。 我们在有待落实政策的专职同工中拿的最低薪,住房最后解决,教务职务,社会职务等等也无需说得。应得的,我们拿;应做的,我们做;被剥夺的,算他们有本事。然而,这恰恰又是我们不感兴趣、无所追求的,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恩怨。 我们想来想去,对姚、包两人,除了同事而外,连一般朋友也谈不上。如果他们说在工作与运动之外,他们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恩怨还没的算清楚的话,只要是有证据的、合法的,我们自当全部算清,破产退赔。但我们可以说,姚对我们一家三代做的缺德丧良心的事,倒是有一些的,他自己有数。我们当然早就不去提说了,我们只有饶恕权,没有赦免权;只有隐秘权,没有伪证权。只要他不要逼着我们到一个非讲出来不可的地步就行。只要无伤大局,我们一直在学习"隐恶扬善"的民族古风。 和张、沙两人之间,一个认识十一年,一个六年,也从未有私人互相宴请送礼。张家的旧新二居,我各去一次。沙家,在建堂后去得多些,喝点冷饮,吃点小馄饨,也谈不上恩。他们从未光临舍下一次,所以也供献不上冷饮、小吃。这十一年又不搞政治运动,除了平淡的私交和紧张的公事争论而外,又绝无经济物质或其它来往,有什么个人恩怨呢?我们也想不出来。很明显,事情搞到这一步,与个人恩怨无关,其中定有别的文章。 ② 说过恩怨说把柄,我同意你的分析。我们若真有什么上得了谱的把柄在他们手里,还能等到今天?!那他们的决议除了第四条要求政协处理我而外,还会加上要求政府将我们逮捕法办!但气死他们的则是:只可"法"办而不可"罚"办!他们可以不守圣经的律法,还能不守国家的法律吗? 至于我们手里,没有他们的把柄!我们二人都是心直口快脸色快的人,藏不住话的;看到什么不妥之处,老早就讲出来了,还会拖到现在?不是争来辩去,关系才搞得这么"僵"的么? 其次,他们非正式的四人核心组,原是包张蒋姚,现在是包张沙姚,一贯严格封锁消息,会期、会址都有特殊选择;而且对有关人员经常警告与排查,指明不准让黄彭知道。那么,我们有他们什么把柄呢? ③ 他们心虚以为是把柄的什么,或许我们迟钝或没有同感,并不觉得是什么把柄,这也可能。 ④ 我们曾否有任何一次以把柄来威胁他们,勒索他们什么? ⑤ 我们手里如果有能干掉他们的把柄,当时不用,现在退休了,倒要拿出来用吗?有什么意思呢? 请他们一百个放心!讲话,我们涵养倒底比他们差些,有时过于急躁,请多多原谅;他们的把柄那是没有的,至少我们手里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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